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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也的人生历程及音乐创作分析

2018-12-25 17: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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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逐渐进入到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当中国传统文人们还在感慨“鸦片战争”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带来冲击时,近代“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使中国社会向着自身的变革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在这个进程中,以西方科技与文化为代表的新思想、新艺术开始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批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开始站出来引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1915年,中国新音乐的早期音乐家赵元任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随后,中国新音乐的作曲家们相继创作出了管弦乐、室内乐、钢琴、弦乐、大型声乐套曲、艺术歌曲、歌剧等一系列源自西方的新的音乐形式。他们在创作与学习的过程中并非照搬西方音乐的形式或体裁,而是将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既借鉴西洋,又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作品,继而形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发展的新局面。

  在中国新音乐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中,有众多作曲家始终都在探索中西结合的创作形式与方法,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至中叶,有一位作曲家在最初追随现代西方创作手法,到最终坚持“中国风格”的音乐表现,继而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中西融合的创作历程。他,就是探索20世纪中国新音乐风格的作曲家——江文也。

  1910年,江文也出生在台湾台北县淡水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幼年时期受到来自喜爱音乐的父亲影响,开始接触台湾乡土音乐和高山族民歌。日本侵占台湾后随家迁回祖国大陆的福建厦门。13岁时赴日本上野县上田中学读书,在少年时期就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江文也是一位天资聪颖而又十分勤奋的学生,在中学期间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高中毕业后他不顾家庭的反对决定放弃工科技校的学业,最后终于在23岁时考入东京上野音乐学校作曲科,师从日本著名作曲家山田耕作(1886—1965)学习作曲,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音乐之路。1934年,江文也完成了他的处女作——交响诗《台湾舞曲》,这部作品以台湾乡土民情为主题,表现了作曲家内心中所想象的带有台湾意象的音乐风格。作品公演后受到日本音乐界的瞩目,进而成为江文也早期音乐创作的成名作。

  1935年,江文也在“近代日本作曲家联盟”结识了美籍俄裔钢琴家、作曲家齐尔品(A·Tcherepnine1899—1977),齐尔品对这位出色的年轻作曲家非常赏识,开始作为江文也的老师给予他在创作上的教导与建议。由于齐尔品在当时大力提倡“欧亚合璧”(Eurasia)的音乐风格与现代西方作曲技法的结合,因此在他访日期间极力推行俄罗斯“强力集团”以及以巴托克(Bartok1881—1945)为代表的东欧斯拉夫民族乐派的音乐,同时对以德彪西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法给予了大量的介绍。受此影响,当时有一大批日本年轻的音乐家开始对民族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术产生兴趣,并开始尝试着进行创作,这其中就包括了当时旅居日本的江文也。受齐尔品的影响,此时的江文也立志要像俄罗斯“强力集团”和东欧民族乐派的音乐家那样,既要熟悉并研究东方的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又结合20世纪现代西方的音乐创作手段,以此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音乐文化。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在江文也的音乐作品中就反映出了一些新的创作元素,例如在《五首素描》和《小品集》这两部钢琴套曲中,他在刻意表现自己所理解的民间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同时,大胆效仿了欧洲印象派和东欧民族乐派的创作手法,并且运用了日本的民间音调与旋律。与此同时,江文也还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现代西方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中吸取了一些创作经验和手法,试图探索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东方现代音乐风格。因此在这一段时期里,江文也的音乐作品不但具有较为“前卫”的创作倾向,而且在当时日本的音乐界引起了瞩目。为此,齐尔品在其出版的《日本现代音乐》和《中国现代音乐》等系列丛书当中收录了江文也早期的钢琴曲集《台湾舞曲》和《五首素描》,进而使得江文也迅速地成为日本音乐界的一位作曲新秀。

  1934—1937年是江文也音乐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由于这一时期他旅居日本,因此在江文也这里就呈现出了多元文化的创作视角,使他创作出了管弦乐曲《台湾舞曲》《白鹭的幻想》《盆踊为主题的交响组曲》以及钢琴作品《五首素描》《十六首断章小品》《五月组曲》《三舞曲》以及《第一钢琴奏鸣曲》等一批音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一位出生在中国台湾的青年作曲家,江文也音乐作品的风格中混合了日本、西方现代音乐以及台湾的多种音乐元素,但却没有较为明显的祖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元素,这也反映了青年时期客居他乡的江文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隔离对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影响。1936年,江文也跟随齐尔品到北平(今北京)、上海访问,随后他在北平又单独生活了近半年时光。在初次接触到祖国大陆多样的民间音乐和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后,江文也在此时才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与祖国、与中华民族之间的联系,继而萌发了回到祖国的想法,准备踏上追寻祖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之旅。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江文也受北平师范大学的邀请,离开日本再次回到北平,在该校担任作曲专业的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终生定居祖国的人生历程。但由于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与性质了解得不够深入,再加之他自己又曾经是一位在日本广受欢迎的音乐家,因此在他回国后不久,即接受了日本侵华文化组织的委托,创作了一些美化日本侵略中国、宣传中日亲善的歌曲。这些歌曲虽然为江文也留下了较为恶劣的影响,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江文也的内心里是渴望回归自己祖国的,因此在他回到祖国后立即对自己的音乐给予了在创作定位上的转变,即:要为祖国和民族而创作。虽然当时的祖国还处在抗战时期,但是对于沉浸在祖国传统历史与文化中进行一系列研究的江文也而言,回归祖国的喜悦极大地促进了他的创作热情,由此创作出了一大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描写中华民族风土人情的音乐作品,如管弦乐套曲《故都素描》《孔庙大晟乐章》;钢琴套曲《北京万华集》、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第三钢琴奏鸣曲《江南风光》等作品,就此进入了他音乐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中,江文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中国题材为内容的。例如他刚回到祖国后创作的钢琴套曲《北京万华集》就全部是以中国内容为标题来创作的,如“天安门”“紫禁城之下”“在社稷坛上”“龙碑”“在喇嘛庙”等。在创作手法上,在这部作品的音调和旋律当中已经明显地减少了江文也原先所熟悉的日本音乐风格,虽然偶尔还会出现一些早期的创作特征,但是从总体来看已经带有很浓厚的中国化风格。虽然这时的他还不可能迅速和彻底地在音乐思维和技法上完全抛弃原来的创作习惯,但他已经努力并积极地开始探索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新”的音乐风格。

  从江文也这一时期的创作理念来看,运用西方各种器乐表现形式来反映中国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用中国式的音乐语言来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由此来形成让全世界都能够品鉴与欣赏的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是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理想目标。在对创作技法的认识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江文也还不完全熟悉与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手段,只能运用已知的西方音乐创作手法来进行创作,但是在他的内心里已经形成了立志不断探寻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继而创作出具有“中西融合”品质的新作品。在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音乐美学观点的过程中,江文也领悟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是将天、地、人三者结合,在形成三者混成的宇宙中,要按照顺应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来看待世间万物,继而形成人与音乐、人与世间万物相互协和的关系。就此,在他于1939年创作的管弦乐套曲《孔庙大晟乐章》当中就表现出了对于“天人合一”这一东方哲学观念的音乐表现,即:人不但要与音乐融为一体,还要与天、地、自然、永恒融为一体。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江文也在创作理念上逐渐地带有了较为清晰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在与西方器乐和西方作曲技法的融合当中建立起了具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音乐哲学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江文也拒绝了台湾、香港等地的邀请,继续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在从事教学的同时仍然进行着他的音乐创作。

  从这一时期至1966年“文革”前,他相继创作了《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交响诗《汨罗沉流》、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第四钢琴奏鸣曲《狂欢日》、钢琴奏鸣曲《典乐》、钢琴曲《渔夫弦歌》以及室内乐、器乐独奏曲和声乐等作品,由此也形成了他音乐创作的第三个高峰期。1950年创作的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是江文也这一时期在钢琴音乐方面的一部代表作品,同时也是他所有音乐创作中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品由12首标题性的单曲构成,分别描写了中华民族在一年的12个月份当中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境。

  在创作上,江文也一改以往创作对于情景描写仅仅注重“随感性”的表现,而是突出了对于不同艺术形象典型特征的表现。在严谨的总体结构布局当中,这部作品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又彼此相互联系的作品单元,在体现中国风格统一性原则的同时,又使每首单曲具有在艺术表现上独特的艺术形象与性格,进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美学所追求的“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的创作理念。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他还将一些中国古曲作品改编成钢琴曲,即直接将西方钢琴的表现技能与中国传统的器乐作品进行结合,通过探索中西音乐的融合,寻找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途径。例如1951年他创作的为北魏时期的古筝曲《典乐》而创作的钢琴奏鸣曲、根据古筝曲《渔舟唱晚》改编的钢琴曲《渔夫弦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些作品当中,江文也将中国民族器乐的一些演奏方法直接移植到钢琴的演奏技法当中,如古筝的刮奏、扫弦,琵琶的弹跳、轮指等。同时,在这些作品当中他还创作了许多不协和音程以及强烈的节奏来模仿中国打击乐的音响效果,试图从中国传统乐曲的表现形式当中为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寻求一些新的表现素材。为了这些音乐创作,江文也曾经感慨地说道:“在我过去的半生,为了追求新世界,我遍历了印象派、新古典派、无调派、机械派等等一切近代最新的作曲技术,然而过犹不及,……我恍然大悟!追求总不如舍弃,我该彻底舍弃我自己!”应当说,江文也的这种认识标志着他的音乐创作已经完全回归到祖国的音乐创作理念当中,在十年“文革”期间,江文也曾经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但被撤消了教授的职务,还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但是在人生的逆境中他始终也没有放弃创作,在对于台湾高山族民歌的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创作了《台湾山地同胞歌》等一系列合唱曲。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江文也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新的创作,却因突发脑血栓而卧床不起,丧失了创作大型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的机会。1978年,江文也的历史问题得到纠正与平反,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与名誉,但此时的江文也已是旧病缠身。1983年,73岁的江文也终因长期病困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

  江文也一生创作了12部大型管弦乐曲、一部钢琴协奏曲、5部舞剧音乐、8首室内乐、12部钢琴曲集、12部歌曲集、四部宗教声乐作品,并整理、改编了100余首台湾民歌。他的音乐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数量庞大,这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他的一生曲折、坎坷,生于台湾,求学成名于日本,回归中国大陆直至逝世,人生几起几伏。可以说,江文也的人生经历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十分相似,就如马勒对自己所言:“在德国人的眼里我是个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眼里我是个波西米亚人,在波西米亚人的眼里我是个德国人。”而江文也亦是如此,在日本人眼中他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被殖民者,在中国人眼里他又一度被认为是个日本人,而在台湾竟然没有人知道他这个人。也许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经历塑造了江文也一生特殊的音乐历程,即一位现代中国音乐家的文化寻根的历程,同样,这也是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化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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